妇产科中的抑郁障碍

时间:2016-02-26 来源:

[摘要]

抑郁障碍的过去史似乎可增加女性对经期前后抑郁改变的易感性(Bancroft等,1994),而卵巢类固醇(Bancroft,1993)和血清素失调(Halbreich和Tworek,1993)的周期性变化,可能对PMS的发生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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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章主要谈及与生殖相关的女性障碍,包括、绝经、妊娠和相关的情况。经前期综合征(PMS)和烦躁不安(PMD)。世界上,许多女性经历经期期间经期前后的身体和情绪症状的周期性变化(Chandra等,1995),虽然并非所有女性均受这些症状的困扰(Bancroft,1993),并且很少有人求治。在月经周期规律的女性中,至少有75%报告PMS症状,3%-8%受PMD影响(Steiner,1996)。PMD是一种月经前后心境改变的更狭隘定义的诊断—ICD-1中无此定义。它包括明显的抑郁心境、焦虑、紧张、情感脆弱、易激惹、乏力、贪食和躯体症状,如胸部触痛和头痛。抑郁障碍的过去史似乎可增加女性对经期前后抑郁改变的易感性(Bancroft等,1994),而卵巢类固醇(Bancroft,1993)和血清素失调(Halbreich和Tworek,1993)的周期性变化,可能对PMS的发生起作用。而对月经的文化态度、认知类型、神经质、人格及对抑郁疾病的倾向性增加了女性对PMD的易感性(Bancroft,1993)。评估应包括至少对两个连续周期的每天进行评定。完全符合PMD标准的妇女应与那些患有抑郁障碍而在经前加重的妇女相区别。治疗包括保守的治疗(如生活方式和应激的处理)、认知行为治疗、抑制排卵(口服避孕药虽然可能加重某些病人的病情,但也可能有所帮助和抗抑郁剂)(Steiner,1996)。口服避孕药双生子的研究提示口服避孕药期间出现的抑郁障碍有家族性危险性(Kendler等,1988)。有些早期研究显示,抑郁障碍同含有高剂量孕激素的口服避孕药之间有关(Grant和Pryse-Davies,1968)。其他研究提示,口服避孕药的人可出现VitB6缺乏(Rose等,1972),在这种情况下,状可通过补充VitB6来改善(Adams等,1973)。近来进行了对照双盲研究,然而对抑郁症状同口服避孕药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仍存疑问(Long和Kathol,1993;Patten和Love,1993)。近来低剂量口服避孕药的使用已减少了伴发的抑郁症状。绝经绝经期间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并不增加(Hunter,1996),尽管痛苦的程度有很大改变。对绝经的不良的信念及经历较通常人更长的绝经期与抑郁障碍的风险增加有关(Avis等,1994)。在对绝经有积极态度的文化妇女们中报告的症状很少(Flint,1975)。其他年龄段中,与抑郁障碍相关的社会心理因素包括紧张的生活事件、缺少社会支持、抑郁障碍史及社会经济地位,这些也是绝经期间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尽管,有证据表明使用激素替代治疗(HRT)可改善健康妇女的状况(Pearce等,1995),但只有较少证据提示,HRT可改善绝经期妇女的抑郁障碍。因此,绝经期间有抑郁症状的妇女应采用传统治疗,如抗抑郁药和心理治疗。而HRT似乎可减少经过手术绝经的妇女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Sherwin和Gelfand,1985)。妊娠尽管在妊娠的头三个月,抑郁障碍的危险性增加(Kumar和Robson,1984),但是,自杀的危险性非常低—相当正常人群的1/2(Appleby,1991)。治疗应根据抑郁障碍的严重程度而决定。当症状较轻时,支持性心理治疗是合适的。若是中至重度的抑郁障碍,抗抑郁剂应予使用。如果可能,在头三个月期间应避免使用药物。但如果药物是必须的,TCAs可以使用,因为TCAs并不伴随导致畸胎的高危险性。在妊娠过程中这些药物可以全程使用,但是由于胎儿在子宫中暴露于这些药物使新生儿有发生惊厥的危险性,因此,新生儿应被监测。如果妇女患严重抑郁,应考虑使用ECT,这种操作对于胎儿和母亲有较大不良反应的证据很少。然而,ECT可以促进早产和产前出血。因此,除了一般的操作外,应在每种治疗中和治疗后一小段时间内进行体外胎儿心脏监测。已知锂同畸形相关,尤其是心脏畸形,尽管,一些证据提示,这是过高估计了这种危险性(Jacobsen等,1992)。锂也可与胎儿肾脏和甲状腺功能障碍相关(见第2章)。因为代谢活性、体液容量和吸收率的改变,妊娠头3个月后,服锂的妇女需要用高剂量。如果有超声扫描,应用于监测胎儿的异常。也应监测孕妇的血锂浓度。在预期分娩的至少两周前应停用锂盐,以预防发生中毒。如果分娩后肾脏清除率很快改变,电解质恢复正常,那么妇女可在产后48小时可以再服用锂。产后抑郁症状在分娩后的第一周,约5%-75%的妇女经历轻度抑郁障碍,包括轻度的“高峰”或抑郁波动(Glover等,1994)。尽管,母亲忧郁同产前或产后血浆孕酮(O,Hara等,1991)和雌三醇浓度(Harris等,1994)的下降相联系,然而还没有这种心境变化可靠的生理学的解释。除了安慰和解释外,这种忧郁并不需要特殊治疗,但是,如果持续超过2周,应考虑抑郁障碍的诊断。产后抑郁障碍产后抑郁障碍影响了1%-15%的产妇(O,Hara和Swain,1996)。产后和一个月的抑郁障碍月发病率3倍于非生产的妇女(Cox等,1993)。尽管,在分娩风俗和仪式上有很大的文化方面的不同(Kumar,1994),然而,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发病率是类似的。因此,产后抑郁障碍是最常见的并发症,这对孕妇、她的家庭及抚养孩子有潜在的长期严重的不利的影响。然而,高于5%的产后抑郁障碍的病例没被发现(Briscoe,1986)。心理社会因素是产后抑郁障碍的重要的相关因素。早期父母关系问题,婚姻问题、不良的生活事件、家族中或个人抑郁障碍病史、产后抑郁障碍和对妊娠的矛盾心理都是最常见的伴发因素(Kumar,1994)。文化可以是特殊的危险因素。例如,在印度文化中,生男孩的欲望如此强烈,产后出现抑郁障碍的机率生女孩比生男孩要后要常见(Guzder和Meenakshi,1991)。社会文化因素可能影响了产后抑郁障碍的诊断和病期;然而,不管文化背景如何,没有家庭支持的孤立的母亲是抑郁障碍发生的危险因素(Cox,1996)。临床特征产后抑郁障碍在症状、病程、病期和结局与临床上明显的非精神病性抑郁障碍类同。如在其他抑郁障碍中一样,文化因素可影响症状及其表达。一项比较当地白种人母亲和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亚洲移民的研究显示,她们的躯体和心理症状没有不同。然而,当检查向内科医生咨询的原因时,发现亚洲母亲仅仅因躯体症状咨询,而白种人母亲更可能因为心境低落(Upadhaya等,1989)。不管原因如何,抑郁症的母亲不能有效地照顾婴儿,对婴儿健康过分关心或因她无法应付而感自罪。婴儿的行为困难或不能健壮成长可以是母亲抑郁障碍的第一个指征。有严重抑郁障碍的母亲可能有伤害自己或婴儿的危险。产后抑郁障碍可破坏婚姻关系,导致配偶心理健康的损害(Ballard和Davies,1996)。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显示,母亲的抑郁障碍对婴儿有不良影响,包括损害认知功能,情感联络困难和行为问题。4岁时即可看到认知功能发展的缺陷,尤其是那些处于较低社会经济背境中的有抑郁障碍的母亲所生的男孩子(Murray和Cooper,1997)。治疗对所有的甲状腺抗体阳性的抑郁症状增加的妇女进行长达8个月的产后随访,强化了甲状腺功能紊乱与早期发病的产后抑郁障碍之间的联系(Harris等,1992)。尽管,在产后抑郁障碍治疗中,雌激素优于安慰剂(Gregoire等,1996),但无证据表明,患该病的妇女有孕酮和雌激素的缺乏。因此对产后抑郁症病人进行甲状腺功能的检查是有用的。经常需要保证和支持与抑郁障碍相关的社会问题(如住房或婚姻困难),也应提到。许多严重的非产褥期抑郁障碍,可能需要使用抗抑郁剂,如果使用老药TCAs,还可以继续哺乳。初步研究提示,经皮雌激素治疗也可有效治疗严重病例(Gregoire等,1996)。随机对照试验提示,SSRIs治疗产后抑郁障碍是有效的(Appleby等,1997);然而,针对哺乳的妇女的经验很少(Yoshida和Kumar,1996)。哺乳妇女不应服用锂盐。按照Appleby等(1997)的观点,在产后妇女治疗中,认知行为治疗同氟西汀一样有效。ECT可用于重性、精神病性抑郁障碍。患严重抑郁障碍并有伤害婴儿及自身危险的妇女,需要的家庭和健康机构额外地支持,可能需要入院。有些国家有母婴病房,以确保加强母婴沟通和婴儿安全;虽然,还未被无经验所证明,但这些病房可能改善母婴的预后。大部分产后抑郁障碍是自限的,但也是应该治疗的。纵轴的研究显示,在孩子1岁生日时,大约1/4的患病母亲仍然有抑郁(Kumar和Robson,1984)。预防与生产及产后时期一样,产前妇女应接受感情支持性的治疗(Holden,1994),集中于准备和适应新生儿实用性建议的产前指导,可减少产后6-8周产妇经历的情绪混乱(Gordon和Gordon,196)。近来的对照研究并没发现在患有对产后抑郁障碍易感的妇女被随机分到可得到额外产前支持的小组,与只得到通常产前照料的对照组之间在结局上的任何差别(Stamp等,1995)。目前证据提示,为预防产后抑郁障碍,在产前、围产期、产后,提供实用的信息支持及情感支持是重要的。

(责任编辑:zxwq)

关键词:妇产科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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